抑制文人情结，走向“后人类时代”

2017年10月号《文化纵横》以“科技VS人文”作为封面选题，刊登了相关的四篇文章。这个选题和相关文章，源于这样一种认识、判断、甚至是共识：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焦虑，包括哲学和伦理在内的人文反思能力衰落，难以跟上当下的科学技术进步，这种科技和人文的失衡“构成了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征之一”。

　　问题是，以人文落后于科技导致“现代性危机”，或者是对“人类文明”构成巨大挑战，这一逻辑和结论本身是值得讨论的。

　　第一，科技和人文的对等和并列关系，早已经悄然结束。迄今为止，人类社会中的科技和人文的关系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：

　　第一个阶段是古希腊阶段，科技与人文基本重合。人文学家基本上就是科学家。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人物。

　　第二个阶段，文艺复兴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科学技术已经开始与人文知识体系分离，但是，科学技术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和体系。这个时期的精英，横跨科学技术和人文两个领域是可能的。达芬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　　第三个阶段，工业革命的狂飙时代，科学技术发生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，产生了众多的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化学家、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历史学家，此外，有了发明家、工程师、医生、艺术家。

　　在这个阶段，虽然，科学技术的演进令人眼花缭乱，但是，人文领域同样充满创造精神，科技和人文，各有千秋，不分伯仲。

　　第四个阶段，二十世纪中后期之后，直到现在，不仅科学技术的疆土不断高速拓展，而且每个学科和领域都在发生持续性革命，并形成交叉影响。相比于科技的新面貌，人文领域全面滞后，不少学科甚至停滞不前。

　　哲学经历了存在主义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后的喧嚣，归于沉寂；经济学在凯恩斯革命之后，辉煌不再；政治学，甚至被排斥于人文科学领域之外；文学和艺术，特别是美术、音乐、戏剧，都进入到人类想像力的极限。各类宗教学说，基本在历史低水平层次上徘徊。

　　与人文领域休戚相关的意识形态，早已经进入到苍白、浅薄和丧失张力的阶段，一方面，科技的边界不断延伸，侵蚀人文领域，另一方面，人文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学科，包括社会学、历史学，必须诉诸各类科学技术的新工具。

　　所以，真正的现实是，科技与人文不再具有任何对等和并列关系。毋宁说，人文领域正在被纳入到广义的科技领域， 早已失去了和科学技术平起平坐的资格。

　　甚至可以这样描述：科学技术正在集结为巨大的陆地，而人文领域正在成为一个脱离大陆块的、漂流到大洋上的板块，其中某些学科正在“孤岛化”。今天，固守人文主义思想，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人文科学的生命力正在退化，其中的睾丸酮水平正在急剧的下降。在当代，人们消耗在人文领域的时间、精力和兴趣，都在不可避免地减少，不可避免地“小众化”。

　　第二，什么是正在来临的“现代性危机”？ 人们关注和讨论所谓的“现代性危机”已经很久了。在这个漫长的讨论过程中，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转入后工业社会，进而进入到所谓的信息社会和人工智能社会，现代化从1.0版过渡到2.0、3.0、4.0版。期间，科学技术的发展，科学技术的专业化程度，不是以月，而是以天和日的速度延伸。

　　（1）人类的绝大多数，已经被排斥到科学技术的主流之外。传统的科普方式，不足以解决民众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严重匮乏。

　　（2）自爱因斯坦之后，人类已经无法记忆拥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，因为科学本身的分工，急剧地精细化，细微化，再也没有这样全方位影响科学技术的科学家了。

　　（3）科技领域内部的鸿沟不断加大，不再具有同时处于前沿的生物科学和电子科学的科学家，任何学科的高端专业人员，离开自己的专业范围，也难以克服基本无知状态。

　　就产业而言，有一句话叫隔行如隔山。现在从来没有想到科学技术的领域业已进入到隔行如隔山的时代。

　　（4）科学技术正在成为社会演进的核心，资本、人力资源和其它资源都只能围绕着所谓的科技进步。

　　（5）科技垄断，正在成为人类社会最强大的垄断。

　　这样局面的发生，源于科学技术的自我意识、自我意志和自我逻辑，这绝非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所能控制和驾驭的。越来越多的工程师们，已经进入到“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”的时代，因为基础科学的基础不再稳定。科学之船，如同在茫茫的宇宙中航行。

　　整个商业社会，正在越来越彻底地与人文领域分离，全面导向和依附于处于爆炸状态的科学技术。创新不过是链接科学技术和商业与经济活动的一个桥梁。在众多的经济学家，在众多的历史思想大家中，唯有熊彼特还在这个桥梁上占有一席之地，因为毕竟是他最早洞察与揭示了“创新”的意义和模式。

　　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天这样的情况：绝大多数人，包括科学家主体，在科学技术面前，处于如此被动状态。人类原以为，正在实现从“无知”进入到“已知”，岂知，“已知”又很快堕入到新的“无知”。新的混沌笼罩着人类文明，传统文明和当代混沌发生重叠。人们在混沌中振奋，在混沌中绝望，在混沌中徘徊。所以，人类面临的不再是什么“文明危机”，而是“文明形态”的改变。

　　第三，中国的“科技VS人文”。基本事实是：在科学技术及其哲学领域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局面。这种情况，现在开始改变，但并没有彻底扭转。

　　在人文领域，包括哲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伦理学、心理学，距离现代化和本土化还有漫长的距离。所以，对于中国而言，如果存在科学与人文关系失衡，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失衡。

　　中国的挑战是双重的：一方面需要加速和追赶着科技与人文现代化，另一方面，需要寻求符合历史潮流和文明走向的科技与人文的平衡模式。

　　为此，中国需要思考知识体系的革命。当务之急是结束文理过早分科的教育体制，使所有青少年都要在接受专科和高等教育之前，完成科学的基础训练，成为具有人文精神的科技人。在中国，到了抑制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情节，更确切地说是源远流长的“文人”情节的时候了。

　　《十八世纪科学、技术和哲学史》 这本书提出：“十八世纪被冠之以各种名称：’理性时代’、’启蒙时代’、’批判时代’、’哲学世纪’。这些它都称得起，而且还不止于此。它最贴切的名称或许是’人文主义时代’”。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，则是“人类中心主义”时代，人类实现了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，与其价值体系相关的人文必然受到尊崇。

　　进入二十一世纪，“人类中心主义”全面动摇，机器崛起，科学技术处于主导地位，赛博格人正在走来，在“后人类的时代”，不复存在没有科技工具和方法的人文，不复存在没有遭到科技浸透的人文，也不复存在与人文隔绝的科技，传统人文正在异化中升华。

本文刊于《文化纵横》2017年12月号